《明星与素琴》 云从龙 东方出版社
犹如一桩天长日久的心事。这些年来，但凡与我成为朋友的人，我都要告诉他们：我很快就会出一本书了。说的多了，难免要被大家记住，甚至于在某种场合下被屡屡问起：云兄，你的书写完了吗？什么时候出版啊？我起初拍着胸脯洋洋得意道：明年。再后来，只能捂着半张小脸，作半抱琵琶状，蒙混过关。这其中，被我彻底套牢的应该是我的岳父大人。当年，他就是因为我的这个说辞才把女儿嫁我为妻的。遗憾的是，他并没能等到我出书的这一天，就溘然下世了。我至今想起，都想狠狠地扇自己几个耳光。
现在，这个日子终于要来临了。我终于可以告慰岳父大人的在天之灵，可以兑现我向朋友们许下的承诺。更重要的是，为我此后几十年的人生，开个好头。
我为什么会对很多人屡屡说起要出一本书呢？仔细揣摩起来，应该是我觉得出书是件挺值得自豪的事情，而本质上，大约还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文以载道”思想在作祟。我承认，我骨子里是喜欢甚至偏向于传统的，包括在政治观念上，我都是趋于保守的。我一度觉得，既然要“文以载道”，那就必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做世间无所畏惧的大丈夫。面朝人民，春暖花开。
但是，这几年所走过来的路，尤其是在写作《明星与素琴》时，上述想法逐渐被击碎，乃至彻底瓦解。
2011年，当我第一次在堆成山包的废纸厂里看到贺明星在鼎革之际写给王素琴的原始信件时，深深为之震撼。一对血气方刚的青年，面对新社会，共同盟誓：相约在毛泽东时代，为国家奉献自己的一切。这样的情景，绝不止于我笔下的两位主人公，而是当时整个时代的精神镜像。无数的青年学生、底层平民、中产阶层以及今天被重新定义的大知识分子们，在 1949年前后，都怀抱着这样一种殷切而赤诚的期待。他们当时对一个“真理”深信不疑：我如此的爱国家，国家必然会同样的爱我。正所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定青山见我应如是。
然而，青山与我，果真是“料定”中的彼此珍惜吗？非也。后来的历史，完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巨浪一个接着一个，千万鲜活的个体，皆被无情地吞噬和扭曲。大约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很多像明星与素琴那样曾经壮怀激烈的中国人，都发出过一声共同的感慨：我是如此的爱这个国家，国家为什么不爱我？面对这个巨大的诘难，有些人陷入极度的绝望，拒绝媾和，用生命为世人撕开一孔天窗，比如傅雷先生。更多的人，选择了隐忍，选择了毫无尊严地活着，选择了与狼共舞，比如本书中的普通人。
相比之下，我从来都觉得，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从三皇五帝到如今，隐忍、顺从、集体无意识地活着，构成了最大意义上的国民性格。而傅雷先生那样的人，对于普通人来说，只能算是异端，他们从来没有被真正地记住过。不然，周而复始的故事为什么会一再上演？
扯得有些远，有些跑题了。我借用上面的例子，只是想说明一个现象：当我觉得自己出一本书要“文以载道”的时候，当我觉得作为一个文人抑或知识分子必须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的时候，国家、人心、天道、伦常，是否和我处于同一个频道上？假如不是，那我岂不是在鸡同鸭讲，岂不是非常可笑，岂不是要做一个永远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明白了这些道理，我很自然的看到了自己粗鄙和无知的一面，也领悟到了写作的意义：什么“文以载道”，什么“为天地立心”，什么“为生民请命”，我才不要做那么高尚的人，我的写作，只是代表了我自己的一种觉醒——和书写宏大时代话语背景下的大人物不同，我认为，普通的中国人更值得铭记。
这并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假如有人依然觉得，历史只有大人物的羽扇纶巾和谈笑自如，而没有普通人的吃喝拉撒和家长里短，这个社会，仍旧会止步于明星与素琴的年代，一天只会比一天更坏，一天只会比一天更令人失去耐心。
这些，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全部理由。《明星与素琴》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开端，在今后的时日里，我还会向诸位读者分享更多关于普通中国人的故事，那些被我们早就遗忘的，被侮辱和被伤害的，被遮蔽和被篡改的——国中旧闻。
这会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我衷心地希望，亲爱的读者，能陪着我一起走上一段。（云从龙 本文为《明星与素琴》后记）